美国小说家、1976年度诺贝尔奖获得者，

2005年4月5日在麻省布鲁克林逝世，享年89岁 

索尔·贝娄：一个资本主义中人

张 辉

     贝娄尽管选择在离开尘嚣的布鲁克林安度他的晚年，但是对他一生具有决定意义的城市却是美国中部工业重镇芝加哥。芝加哥之于贝娄，如同伦敦之于狄更斯，都柏林之于乔伊斯。那个因生产线和大工业而闻名的现代都会，是贝娄的生长之地、成名之地，也是他笔下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集中象征——一个阴郁的都市。

正是以这座现代之都为背景，贝娄改写了由海明威、福克纳所确定的20世纪美国文学图景。

      不过，与另一个倍受压抑的芝加哥人金斯堡不同，贝娄不仅没有以狂野的叫喊表达自己对资本主义文明的绝望反抗，而且完全不否认自己就是一个“资本主义中人”。他说：“我不能超越我的所见，像一个编史者那样，我生活在我所描写的时代和生活状况之中”。看来，移民背景、年青时受雇于哥哥的工厂却因不能按时上班而被开除的经历，以及在海军服役的那段日子，并未形成他对资本主义的特殊看法。是20多岁就确定的小说家身份，以及51岁便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声名，才给了他旁观者的余裕与自由。

       难怪《纽约时报》记者说，贝娄不可逆料。一方面，他乐于与资产者——那些生意人、房地产业主、市长办公室的政客为伍，甚至穿着他们喜欢的名牌服饰出入于西装革履、衣香鬓影之间，并对他们不无几分艳羡；另一方面，他又有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：他自学烹饪，是个好厨子，并兼园艺师、小提琴手和体育爱好者于一身。正如作为一名城市作家，他的绝大部分时光都在乡村度过一样，他彷佛过着双重生活。

当然，贝娄的灵性生命更属于他的小说中那些活生生的人物。特别是那些敏感而奇异的灵魂。

从获国家图书奖的成名之作《奥吉·玛琪历险记》（1953年），到《雨王汉德森》（1959），到《赫索格》（1964）、《洪堡的礼物》（1975），再到晚年引发巨大争纷的《拉维尔斯坦》（2001），资产阶级知识人，不仅赫然出现在他的小说标题上，而且也的确是贝娄始终最为关注的对象。人们甚至不难看到，那些在芝加哥生活圈子里痛苦求索的教授、学者、诗人、作家……多多少少都有贝娄自己或他的友人的影子。比如洪堡的原型是天才诗人德尔莫·施瓦茨；拉维尔斯坦则几乎是贝娄的挚友——芝加哥大学的政治哲学教授阿兰·布卢姆的翻版；还有人甚至由小说中的一个同性恋者想到了《社会学的想像力》的作者、著名社会学家希尔斯。

        在高度物质化的芝加哥生活中，这些知识人表现出了自己精神上的卓尔不群，却也正因为不同于流俗的生活目标与追求，显现出了现代世界特有的精神混乱与错位。与贝娄一样，他们都试图突破没有根基的现代生活，但是，他们却没贝娄那样幸运，无法做《雨王汉德森》中那个远离大都市到非洲部落担任“酋长”的富翁。也或者，囿于对名与利的执着，他们中的有些人缺少真正下定决心享受孤独的勇气和天分。

        正因为此，贝娄独一无二。至少与口头上反对资本主义，却在物质利益上唯恐被其抛弃的“知识分子”不可同日而语；也与一味唯资本马首是瞻，对之缺少真正反思者高下立判。

与贝娄对资本主义世界既介入又疏离的品格相映照，他的文学语言也表现出悖论式的“贝娄风格”：“既富于同情，又带着嘲讽，喜剧性的嘲笑和严肃的思考相结合，滑稽中流露悲怆，诚恳中蕴含玩世不恭。文体既口语化，又高雅精致，随人物的性格与环境的不同而变化。”

文学语言的不确定性事实上部分反应了他的人格的复杂性。突出表现在，他坚决不接受任何固定的标签。比如，作为出生于加拿大魁北克省的俄国犹太人后裔，贝娄尽管通常有意识地将自己的生日（7月15日）提前一个月，以表示对基督教年历的漠视，但是当有人将他与著名作家、《魔桶》的作者马拉默德等人一概归为所谓“犹太裔美国作家”时，他却表示完全不接受这个笼统称谓。

甚至在美国那样一个特别强调“政治正确性”的地方，他依然毫无顾忌地表达了对女性主义、后现代主义、多元文化主义等等现代思潮的否定。而作为一个反潮流而动的英雄，他自己对自己却无法一言以蔽之：“往最好处说，我感觉迟钝，往最坏处我，我则是一个精英主义分子，一个加尔文主义者，一个反革命和种族主义者——总之一句话，一个怪物”。